1981年的6月26日，早饭后，刚进法院办公室，领导就告诉我：“杨学远同志病逝了。”老杨患的是肝癌，对于他的病逝，本来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一旦真的听到他病逝的消息，仍然免不了震惊和哀伤。而我们共同相处的往事，至今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72年底到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民事组工作的。成立法院之后，我被分配在民事庭工作。虽然和老杨一个庭、一个宿舍，然而真正在一起办案，则是在1973年底，我俩被分配到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张星法庭之后。记得去法庭之前，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老杨在旧社会讨饭出身，没上过学，1947年参军后学了些文化，1964年初转业到地方，工作积极肯干，要我好好向他学习，当好他的助手。听说老杨为建立新中国流过血，敬重感油然而生。

　　张星法庭分管七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只有我和老杨两个人，他是负责人，我是书记员。每逢办案，老杨负责审理，我负责记录。我是个比较爱动脑子的人，每逢庭审，我往往与老杨同步思考对当事人的问话和批驳当事人的错误请求，但每当他讲完之后，两相比较，就显出我的不足。老杨虽没有多少文化，却是好学之人。他不但在办案中经常宣读法律政策教育当事人，工作之余，也常常捧着法律手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遇到疑难问题，便向人请教，我当然也包括在他请教的范围内。每逢我的回答令他满意时，他就说句：“有道理”，反之，便不客气地数落我几句，使我脸皮发烧。

　　老杨性情急躁，曾为鸡鸭糟蹋村头集体的庄稼找过大小队干部，并为村干部无动于衷发过脾气。然而，有时他却又能那么沉住气。那天，我俩到韩家村处理一件流水纠纷案。一进村办公室，村干部就介绍说被告脾气暴躁，要我们注意。果不其然，被告一进村办公室，听说我俩是法院的，便跳着脚嚷道：“法院怎么了？法院能不让流水？法院能踩着身子给我拔鸡子去？”我当时气得站起来，就等老杨说话，我便将他拖出去，但老杨坐在那里抽着烟，眯缝着眼看着当事人又跳又吼，却一声不吭。直到被告停下之后，老杨才不急不慢地拿出法律法规手册宣读有关农村的流水、通行要服从集体规划的政策规定。宣读完了，老杨霍地站起来质问道：“都知道好汉打不过法律去，我就不信你能打过法律去。”接着，他围绕着法律又讲了些道理，举了些正反事例。他的嗓音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厉。被告则竟似霜打的草，由吹胡子瞪眼横眉立目地站着，渐渐低着头蹲在地上。最后，老杨声色俱厉地宣布处理意见，让被告表态。被告表示接受，并在我写好的协议书上签名盖了印。我们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案了。望着老杨，我真不相信他面对蛮横无理的当事人如此沉稳。我把这条经验牢记在心，并从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事人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只有让他把话讲完，他才能听进你的讲话。只有听完当事人讲的，你才能清楚他想得到什么，怕失去什么，他的理由能否站住脚，你的说服教育工作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因此，自那以后，无论遇到多么暴躁、无理取闹的当事人，我都能沉着地让他把话讲完，从而使我的调解工作说服力强，案件调解率高。

　　老杨喜欢喝酒，也善于炒菜，为此他买了汽油炉和一应炊具。他炒的绿豆芽，脆而不生，掌握的火候恰到好处。最拿手的是炖甲鱼，其与众不同的是杀甲鱼时，将苦胆取出来，待开锅一定时间后，将苦胆撕破将胆汁撒到锅里，这样，甲鱼肉、甲鱼汤特鲜美。在张西村，他有几位酒友，一位是村副主任，一位是村会计，一位是木匠，再一位是裁缝。这位裁缝做衣服在地方上是高手。头年腊月，我和老杨在他那里各做了一套衣服，令我们很满意。老杨每逢工作压力小了，往往会在晚上将这几个人招呼到法庭，炒上五六个菜，与他们痛饮一番。这几位酒友有时也约他到家里喝酒，多是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

　　1974年秋天的一天，裁缝的姑表弟打官司。裁缝领他到法庭立上案之后，下午便约老杨到他家里喝酒，被老杨拒绝了。第三天下午，裁缝又到法庭找到老杨，他两手比画着一个圆，说他操持了个这个，意即甲鱼，因为老杨做得好，非让老杨去显显手艺不可。老杨沉默了一下，很难为情地说道：“如不是你姑表弟在打官司，就咱弟兄们的交情，我肯定去。今天如果去你家里喝了酒，你表弟的官司没走后门也被认为是走后门了。这样吧，你表弟的官司结束之后，我请你的客。”

　　“不不不，既然老杨你这么说了，今天就不请你喝酒了，我相信我表弟的官司一定能赢，到时候我好好请请你。”裁缝说着便尴尬地走了。

　　一个月后，法庭根据调查的证据和法律规定判决裁缝表弟败诉。之后，老杨请了裁缝等人喝酒。这次请客的目的，就是向裁缝解释他表弟的官司为何输。酒桌上，裁缝没容老杨解释，口口声声称他为杨包公。他的大度，自然让老杨心里高兴而释然。

　　上世纪70年代，的确良、的卡等布料都是要发票的，并且是每个人几年才能发到一次。请客后没过多久，单位发给老杨六尺的布票。他将布买到手，又送给那位裁缝做衣服。第三天，裁缝便安排人将衣服送到法庭。衣服做的这么快，老杨自然高兴。送衣服的人刚走，他便将衣服穿到身上。我一看，只见右袖子肥瘦合适却短，左袖子长短合适却瘦，老杨气得脸变了色。我建议找裁缝，即使他不给改好，也臭他一下。老杨懊恼道：“你臭他，他和你不讲理，我和他吵架骂街，那被臭的不就是我了？”我略一思忖，认为老杨讲的对，脱口说句：“真是得罪一个人就是一堵墙。”懊恼的老杨厉声叱道：“你这是什么话？！干咱这一行的，不敢得罪那些刁民，还干什么干？”我自知理亏，没再言语，只是心中埋怨他不应让这个裁缝做衣服，但同时更敬佩他对事业的忠诚。

　　1974年底，老杨不幸得了肝炎，领导为了照顾他，批了他半年病假。老杨重新上班不久，我被调到中村法庭任主持工作的副庭长，老杨也被任命为张星法庭庭长。但我们在法院里仍然一个宿舍。眼见他的肺气肿逐日见重，肝炎也复发，虽然医生多次给他开病假条，领导和同志们也都劝他注意休息，可他往往是把病假条往兜里一装，照常工作。1980年春，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准备把他调到院里干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领导们刚作出上述决定，老杨还没到院里上班，县里突然批准三处法庭建办公房，其中就有张星法庭。领导考虑老杨在张星地界最熟，他在老家又曾建过房子，有建房子的经验，便又决定他暂时留在法庭负责建房子，待房子建起来再回院里。对于这个决定，老杨无条件接受了。然而，有人却怕老杨应付差事，认为领导这一决定并非英明。我却担心他的身体，曾劝过他少操心。他不认识似地两眼瞪着我说：“我还就不能前头走了，让人后面指着脊梁骂。”张星法庭的房子建起来了，且在三处法庭中质量第一，老杨却得了不治之症——肝癌。

　　当县医院诊断老杨得了肝癌时，领导和同志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可能鉴于这种侥幸心理吧，组织上前后联系按排老杨到烟台、济南等大医院进一步确诊，诊断的结果竟都与县医院相同。领导和同志们除了在生活上尽力照顾他以外，还纷纷为他找了许多偏方，我也送给他两个治癌的偏方，并且督促他试一试。他试了，但并不见效。既然是不治之症，为了照顾方便，老杨又重新住进县医院，眼见得他的身体日渐消瘦，我的心情也随着日渐沉重。

　　老杨同志病逝了。他生前，无论在部队还是在法院，都是在基层工作，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然而，其对工作的执着与忠心耿耿，恰似鲁迅先生所赞扬的国家脊梁。老杨生前我从未叫他声师傅，而心中早已认他为师傅。他不仅传授给我办案的方法和技巧，更传授给我做一名合格法官的基本准则。在几十年的审判工作中，我一直以他为榜样，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我有时想，他老人家若健在，一定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