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石建军同志荣获全省法院司法技术工作学术研讨会论文三等奖

“风险”与“笼子”

关于司法评估、拍卖廉政风险防控的思考与探索

               莱州市人民法院技术室  石建军

司法评估是指司法过程中，对非货币形态的涉案资产价值，以货币为尺度进行评定估算，而司法拍卖是在司法评估基础上，通过公开竞买的方式，把涉案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在市场上实现涉案资产价值。诉讼过程中，只要存在财产争议、财产执行，就必然产生评估、拍卖司法行为。评估、拍卖的过程、结果如何，直接决定司法的公正与廉洁。结合工作实践，本文试就司法评估、拍卖中存在的廉政风险，及如何把评估、拍卖的委托权、管理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做粗浅探讨。

一、司法评估、拍卖存在廉政风险的客观必然性

从莱州法院的具体实践看，司法评估、拍卖，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还没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这类业务的是从属行政部门有资质的事业单位，如：会计师、审计师、价格事务所及拍卖行等。当时案件数量较少，在诉讼中需要评估、拍卖的，由审判、执行人员直接委托相关单位办理。至90年代末，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多和加强管理的需要，最高院做出“归口管理”的规定，即评估、拍卖案件由法院技术部门统一对外委托管理。此时至世纪初，有执业资质的国家事业单位逐步改制为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标的中介机构，在所有制上，也由国有变为私有，或者说私营、民营。

法院技术部门在开展这项工作之初，只是单一地在程序上委托，很少进行实体性参与，与中介机构的关系也不十分紧密。进入新世纪，在这项工作不断拓展的同时，司法鉴定体制也开始了改革。2002年，最高院《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出台，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颁发，《规定》、《决定》的实施，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从全社会和法院系统两个层面向纵深推进，进入诉讼程序的司法鉴定业务全部由法院委托社会中介机构鉴定，包括评估、拍卖，从事司法鉴定的社会中介机构也随之增多，在一个法院辖区内，同一鉴定业务一般都有多个中介机构“竞相受托”，从经济学视角看，形成了“司法鉴定市场”，而法院在这个市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买方”。就评估、拍卖来说，各中介机构都发现和盯住了法院委托的“评估、拍卖”这块“肥肉”，因为这部分业务有稳定的案源，收费又具有强制性，现帐不赊，利润丰厚。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中介机构的营利性，司法行为的权威性和人贪图利益的本原性，决定了司法评估、拍卖存在廉政风险的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必然产生中介机构通过向法院“业务管理人”行贿来获取商机的问题，当然，也存在法院“业务管理人”进行权力寻租的可能。权力与利益并存于同一时空，在客观上是产生腐败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是人类活动的一条铁律。

透析司法评估、拍卖的发展历程，在逻辑上可以说存在滋生腐败的客观必然性，而统观20年来的具体实践，也凸显出存在廉政风险的严峻现实性。2006年，率先曝出新疆乌铁中院在评估、拍卖中涉嫌单位受贿，原院长涉嫌个人受贿案，法院成为刑事被告人，是典型的在司法评估、拍卖中的腐败案。此后曝出的深圳中院窝案、广东高院大案（牵扯出原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等等，都与评估、拍卖、指定破产管理人有直接关系，引起法院自身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我们山东法院系统实际情况看，一个基层法院、两个中级法院的技术室主任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只是暴露出的问题，没有暴露出，并不等于没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评估、拍卖成为腐败重灾区”（最高院执行局一位领导语），并非危言耸听。正因为司法评估、拍卖面临反腐的严峻形势，2009年，最高院在“五个严禁”中，将“严禁在评估、拍卖活动中徇私舞弊”单列提出，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敏锐的科学预见性。

二、司法评估、拍卖易发腐败的风险区

腐败源于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英国史学家阿克顿语）。任何行使权力的过程，都存在产生腐败的动机和可能。结合工作实践，剖析以往发生的案件，我们认为，司法评估、拍卖主要存在三个廉政风险区。

（一）“选择机构”环节。这一环节是最易出现问题的风险区，就是评估、拍卖“业务管理人”利用职权，把案件指定或变相指定给某中介机构，接受中介机构的利益回报，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一是契约型。法院业务管理人与某一中介机构形成默契，一方输送案件，一方回送利益。这类案件作案时间具有长期性特点，甚至形成个别法院领导与技术部门负责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和中介机构沆瀣一气，拉着为干警谋福利的“大旗”，作中饱私囊的“虎皮”，如新疆乌铁中院案件。

二是机会型。对标的额大、收费高案件，投机者通过“非常公关”猎取商机，盈利后“论功行赏”。这类案件作案时间具有临时性特点，但涉案金额大，往往构成重大腐败案件，如广东高院案件。

三是综合型。从案件审理到指定破产管理人、评估、拍卖、律师代理等各个环节组成“腐败链，采取多种作弊手段，最终实现利益均享的目标。这类案件具有涉及面广、涉案人员多的特点，往往揪出一个人，扯出一大片，如深圳中院案件。

（二）评估环节。诉讼资产的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在诉讼利益角逐中，各方当事人既有“争取”法院工作人员支持的愿望，也有“争取”中介机构支持的企图，如果法院工作人员、中介机构收取一方当事人的财物，则存在高估或低估，偏袒一方当事人，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的风险，从而产生“徇私枉评”，司法不公的恶果。这一风险，在财产损失赔偿审判案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财产执行案件，有司法拍卖环节制约，财产继承、分割、合伙等审判案件，由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共同决定评估结果的处分，评估结果并不能单方决定利益走向，而财产损失赔偿案件，评估结果直接决定利益走向，直接决定判决结果。

（三）拍卖环节。拍卖环节廉政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封锁应公开的拍卖信息，把竞买转化为独买。

二是泄露应保密的拍卖信息，致竞买人相互串通，虚假竞买，操纵拍卖结果。

三是违规处分拍卖款。在多个申请人等候拍卖款的情况下，违反分配顺序，谁给好处谁优先；故意拖延支付拍卖款，引导当事人先付“辛苦费”，再领拍卖款。

三、把司法评估、拍卖的委托、管理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002年以来，最高院、省高院为加强廉政建设，为规范司法评估、拍卖行为做出一系列规定。

继2002年《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颁发后，最高院又制定下发了《关于对外委托司法辅助工作的纪律规定》，共七条。2009年，最高院提出“五个严禁”，其中第四条，“严禁在评估、拍卖活动中徇私舞弊”。围绕“第四个严禁”的落实，省高院下发了《在对外委托工作中严格执行“五个严禁”的规定》，共三十五条，对评估、拍卖流程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作了具体规定。以上一系列规定，在四个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一是正确行使委托权，随机选择中介机构，不得运用职权指定或变相指定某一中介机构；二是正确行使管理权，在每一工作环节，按规定的操作规范运行，不得违规运作；三是正确处理与中介机构的关系，不得接受中介机构提供的任何利益；四是正确处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关系，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供的任何利益。

最高院、省高院制定的系统化条文规定，可以说周全详尽，科学可行，为制约评估、拍卖委托权、管理权打造了完备的“笼子”。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制定完善什么制度，而是如何保障制度落实，把权力如何“关进”的问题。

在长期的反腐斗争中，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权力不会主动走进笼子，只有靠外力强制，靠有效的监督、严厉的惩戒，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对司法评估、拍卖权力的监督，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一是现场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经常性地到选择机构、实物勘验现场督导检查，特别是标的额大、社会影响大案件，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参加。

二是抽查回访。按比例随机抽取已结案件，通过回访当事人、中介机构，了解办案情况，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问题蔓延扩展。

（二）强化当事人监督。在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的同时，向当事人发放监督卡，告知当事人评估、拍卖规程及当事人的权利、反映问题渠道，当事人可随时对评估、拍卖中的质疑，到相关部门投诉。

（三）强化电子技术监督。对选择中介机构现场实施电子监控，监控实况直通纪检监察部门。当前，推行的网上拍卖取得明显成效，不仅提高了拍卖效率，而且基本消除了拍卖环节的廉政风险，值得总结借鉴，探索尝试扩大评估、拍卖网上运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