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视野下的农村司法

——以寿光市为例

来源：领导科学报

    日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长期受到小农经济、封建道德、法律传统和行政权力的多重制约，法治建设进程困难重重。最近，我们以寿光农村为对象，调研了寿光市孙家集街道郑家村、纪台镇王牟村、营里镇西道口村等7个村，采取“听、看、谈、问、议”的方式，召开各种座谈会11场次，走访村干部和村民138人，发放调查问卷242份，就座谈问卷情况进行了汇总梳理和分析研究，以期对农村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一、农村司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寿光是一个农业大市，南部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主，寿光北部以种植棉花和三产服务业为生，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4万元。总体来说，寿光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走在了全省前列。但是，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大等共性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农民的生活节奏缓慢、信息闭塞，小农经济形式及其思想意识的土壤，难以培育出法律的自由平等思想，司法在农村遭遇了困境。

   （一）不懂法——法理与情理的冲突。纪台镇王牟村一农民与村委签定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限。合同到期后，村委终止合同，转包他人，要求农民迁出。而该农民则认为，自己在此承包多年，村委不讲情理转包他人，于情于理都难以接受，于是拒不交出该承包地。后村委诉至法院，农民败诉。从法律的角度讲，村委的行为无可厚非，但在情理上却是让农民无法接受的。本案看似一起土地纠纷，但实质上却是一场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据统计，57.5%的农民通过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媒体了解法律知识，他们知道什么合法、什么违法的基本问题，但很难据此提高法律修养。在问卷调查中，73.4%的老人认为“既没有继承权利也没有赡养义务”。座谈中，我们了解到，被赡养老人大多其实知道女儿具有法定的继承权利和赡养义务，但深受家族宗法观念的影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赡养问题上一般不会责难女儿，在赡养纠纷案件中只起诉自己的儿子，不起诉出嫁的女儿。由此可以看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部分“传统道德”与农民的素质水平、农村的现实环境相符合，在农村依然大有市场，封建礼教、宗族观念等依然还是广大农民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一旦置身纠纷，农民所认可的是情理而不是法理，更愿意接受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管理约束，而不习惯于服从法律。正如纪台镇玉皇庙村支书所说：全村都认可了，就有法律效力，这年头全守法的办不了事，办了事的就守不了法。

   （二）不信法——诉讼与信访的博弈。调查问卷中，如何解决与党委政府等公权力部门发生的纠纷？27.9%的村民会忍气吞声，66.3%的村民选择上访，选择诉讼的村民仅有5.8%。为什么村民宁愿上访也不选择诉讼？我们了解到，这些村民大都认为“法院就是政府，肯定替政府说话”，“自古民告官赢不了官司”，上访更容易解决问题。孙家集街道郑家村郑某急需用钱，借到营子村王某5万元用于扩建大棚，由于当年蔬菜价格不高，郑某未能及时还款，不仅多番推托，最后竟搞起了失踪。王某偶然看见了消失许久的郑某，就上前要账，争执不下，气急的王某将郑某拖回自家，用铁链将其拴在农用三轮车上近20个小时，直至郑某亲属拿钱才放人，后郑某报警。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判决有期徒刑十个月。王妻觉得冤枉，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讨债也是天经地义，法院判决不公平”，“郑某上面找了人，故意整王某”，因此多次到郑某家、法院和市委讨要“公道”、缠访闹访。法院司法实践中，一些农村当事人虽然选择了诉讼渠道解决纠纷，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法规，打官司时自认为有理，既缺少法律知识，又不请律师，也不咨询专门的法律工作人员，凭良心、凭个人感觉进行诉讼。一旦案件因证据不足败诉，不是从法律规定、事实证据等方面找原因，而是主观臆断办案人员偏袒对方、办案不公、徇私枉法，进而不停地申诉，到处上访。

   （三）不用法——私了与官司的选择。在农民的宗族观念里，发生在家族、家庭内部的事都是“自己家里头的事”，无论家庭暴力还是族内奸情等都与外界没有关系，“家丑不可外扬”，家事根本不需要外界力量的介入。据我们调研，当发生邻里纠纷时，37.7%的村民选择找村干部解决，34.0%的村民选择找村里有威信的人解决，选择逃避退让的人为22.6%，选择打官司的人仅为14.2%。当问及原因时，45.3%的村民因为不懂法律，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愿意打官司，即使打官司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了，被逼无奈。在农民的潜意识里，“上法庭”，“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而是“惹是非”，要留下一个骂名，谁动了就会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私了”往往是广大农民最愿意做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正是小农意识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结合，同时与“打官司”这一“公了”手段背道而驰。“碰上纠纷了，打官司怕被别人说三道四，都是找人去对方家里说道说道，私下解决”，营里镇西道口村村民任永胜实话实说。两年前，因为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轻微受伤，无伤残，却狮子大开口跟他要5万元赔偿，否则就起诉。因为怕别人说闲话，任永胜没有去打官司，找人去对方那里说和，最后几乎倾家荡产赔了对方3万了结。一旦置身官司，如何合法诉求、如何主张举证等专业问题，就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能够解决的了，而且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咨询、代理费用又让群众望而却步，诉讼费时费力成本高，正如营里镇孙河南村村民李作强说的：“我打过官司，太麻烦了，立案、调解、开庭、判决、执行，一遍一遍往法院跑。”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其中尤为重要的部分即程序的公正，而程序、证据、规则造成的往返路费、到耽误的农业生产时间等，这些在农民眼中统统都只归结为成本，对于农民来说，诉讼甚至比不上大棚里蔬菜浇水施肥重要，他们希望的是便捷、快速、合乎情理的一次性解决纠纷。寻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义、公平，而是具体的一笔账，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诉讼成本让人感到难以承受，那么当事人情愿私了。

二、农村司法的思考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依法治国理念下的农村法治必将迎来春天。但是，目前的在农村社会进行现代意义的司法仍旧是个难题。美国法学思想家认为，在法律的运行中，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必须尽可能考虑司法环境和当事人的实际。那么如何根据农村司法环境的现实情况，使农村司法实践更加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呢？笔者对目前的农村司法有几点思考：

   （一）务实普法教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是提高农民法治意识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提高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送法下乡”要实现常态化、专业化和务实化，法院要主动承担起法律宣传以及司法助理、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司法行政部门可考虑在乡镇建立农村法律服务所，设置司法助理，专门负责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和司法救助，引导农民走向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制、民主、自由解释成和农民们密切相关的能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发展机会的东西话，那么我相信农民们是不会那么冷漠的。”

   （二）降低诉讼成本。降低司法成本不是抛弃程序正义，而是要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变通司法的形式，使司法成为一种农民能够承受的方式。比如，在法庭统一建设“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查询咨询、材料收转、判后答疑等“一站式”诉讼服务；推广落实便民服务举措，饮水机、打印机、复印机、充电器等一应俱全，从细节小事做起，为群众提供诉讼便利；科学布局、合理规划，在农村设置车载巡回法庭，千方百计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三）提升服务质量。解决农村纠纷，法院法官要充分行使释明权与调查权，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责任及证明不利的后果，依职权进行深入调查，使法律事实尽量接近客观事实，从而作出有说服力并且具有执行力的判决，解决农民举证能力弱的困扰，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判决结果。寿光法院在全市15个镇街、13个社区和37个重点村居，科学布局、明确分工，建立起以人民法庭为中心、法官工作室为依托、法官联系点为触角的便民诉讼网络，坚持定期值班、定时走访、定点联系、定员包靠，就近高效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周到细致的诉讼服务。

     （通讯员：李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