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日报、共产党员网、天津网
上大学时，因为学的是法律专业，所以就想着在毕业后能够到法院工作，做一回“包公”，断一断难案，扬一扬清名。那时，法院在我心中是庄严神圣的地方。
1991年大学毕业，我如愿以偿分配到了寿光市人民法院。到法院报到的那一天，映入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了意外甚至吃惊:一座普通而又简陋的办公楼，一个兼做审判庭的小礼堂，一个小传达室，还有为数不多的几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摆放着陈旧的办公桌椅。这就是人民法院吗?我的心底生出了一丝失望。
因为从事司法调研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对法庭设置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个时期派出法庭的设置原则是“一乡一庭”，全县有34个法庭，当时有一句顺口溜:“一个庭长一个兵，兵还是个临时工”，来戏称法庭的工作人员组成。每个法庭只有一名审判员(指庭长)和一名书记员(指临时工，并且兼着司机)，负责处理一些简单案件，但如果案件需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则需要从附近法庭临时抽调人员组成合议庭。有了这些初步的印象，我产生了想到法庭看一看的想法，看看这些不常见面的同事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很快，一个到法庭调研的机会使我走遍了全县34处法庭，所到之处我看到，法庭的办公场所是极其简易的平房，干警们的生活也异常的清苦。对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因为这份清苦大大超出了我的想像，缺资少物不说，有些法庭的办公房竟然还不如老百姓的住房。在与同事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虽然当时法庭一年的案子不多，但由于受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当事人不到法庭应诉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及时、公正地处理纠纷，审判员与书记员往往是采取走近当事人的方法，到当事人的住所地开庭审理案件。早出晚归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为了案子，常常误了饭点，饿肚子不说，有的同志还得了严重的胃病。他们还介绍说，法庭工作人员的家绝大多数在法庭驻地，县城里没有住处，有时为了打印法律文书，还得赶早去法院机关，要不然得找个旅馆住下等第二天再办。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暗自庆幸留在了机关，法庭条件也太苦了，已经完全颠覆了自己在大学时对法院工作的憧憬!在那一段时间里，对法庭的这种感受留在了心里，挥不去，抹不掉，有时晚上梦到自己下法庭时就会被惊醒，好像落下了“法庭恐惧症”。
1995年，法院决定在县城盖宿舍楼，法庭工作人员的脸上都充满了欣喜和笑容，我知道，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是期盼已久的。同时尝试打破原来的设置格局，以三至五处乡镇辖区为点设置一个中心法庭，并筹资用于法庭的硬件建设，法庭的办公、食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好像一夜之间，8处法庭全都盖起了独门独院的楼房，每个法庭都设立了小菜园、小伙房、小图书室、小健身室、小娱乐室。据说当时在建法庭时，有的乡镇还主动要求在他们的政府所在地设置法庭，发生了抢建法庭的故事。但这时候，我仍然怵于法庭的清苦，没有勇气到法庭去一试身手。
当然，面对着法庭建设的日新月异，我也在内心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什么其他同志能够安身于法庭工作，而我作为法院的年轻有生力量却有畏难怕苦情绪?平时看着身边步履轻健、神清气爽的法庭“新生代”法官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我似乎读懂了他们——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一颗“司法为民”的圣洁之心。
1998年底，法院进行人员调整，我主动要求到法庭工作，接过了为法庭建设奉献青春的接力棒。现在，我们寿光市法院的法庭建设有了大幅度的跨越，功能齐全的审判庭，整洁漂亮的办公楼，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自动化的办公设施一应俱全，法庭的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一大亮点，其中，城郊法庭被授予“全国十佳法庭”称号。肖扬等最高法院的原领导曾先后到我们这里专门视察法庭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也使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在“到法庭去，为最基层人民群众服务”口号的激励下，同事们都争先恐后要求到法庭工作，尤其是年轻的同志更是向往到法庭接受锻炼。
虽然我现在已离开法庭岗位，回到了机关上班，但在法庭工作与生活的那段日子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因为我知道，法庭曾是我寄存法律情结、升华司法理念的“家”。
（通讯员：谷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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