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古代四大显学

　　李忠林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脚步声渐行渐近，传统文化热正铺天盖地而来，国人梦回传统的信心空前高涨。从孔子学院到佛香渺渺，从建筑复古到中医养生，从盛世收藏到百家讲坛，从干部唱读讲传到小学生文绉绉地高颂三字经弟子规，颇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回归古希腊的兴奋和激昂。

中国古代显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吹捧。人们都想从古人的价值取向和处事心态中汲取启发和灵光。说起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古代显学，耳熟能详的是所谓儒道佛云云。据我浅知，墨学怎样也不能缺少。《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我一直感觉墨学的影响已经渗入中国市井阶层的骨子里，不理解墨学，就不会了解中国人的大多数。儒道墨佛四大显学之间的相生相克、相依相离关系非常复杂，古今学者述之多多，如剖因析果，细细道来，恐我功力所不及。

最近，在重新浏览四大古典名著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大名著与四大显学好像有一种很奇妙的呼应关系，三国主张着儒学的价值，红楼充盈着道学的旨趣，而水浒张扬着墨学的诉求，西游则宣示着佛学的理想。这是巧合还是契合呢？

回首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与乱、分与合的轮回史，治乱更迭，分合交替，治乱与分合造就了古典思想模式的居而不变特质。中国历史也是一部阶级、阶层、民族的变动史，但劳心者和劳力者、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对立好像是中国社会的永远存在和永恒魔咒。儒墨的价值和道佛的理想似乎都能从这儿找到合理的解释。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儒学似乎影响最大。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划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将儒学摆上了中国全部文明史的主轴地位。最近新儒学和孔子学院潮起全球，似乎正成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象征。其实，在古今乱世，儒学只是上层社会心中迂腐的文人呓语和下层社会眼中可笑的治者说辞。诸子时代，它是法家、兵家、道家和墨家共同讥笑的对象。《庄子盗跖》对孔子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挖苦和奚落，主导时代变迁的枭雄往往以强权实力粉碎儒学的仁义道德。但在治世，儒学却因强调道德秩序、伦理秩序和阶层秩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汉唐到明清，上层社会无一不把儒学作为治世经典，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当代，儒学的影响越来越渗透向政商文诸领域，其思维模式和处事原则为上层社会所吹捧，仁，孝、义、忠、信、智、勇等一时俨然成为美德的化身，中恕和合礼似乎成为做事的楷模。深受儒学正统观念影响的《三国》受到了政商文各领域成功人士的青睐，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勇、诸葛的智，赵云的忠、徐庶的孝等等似乎成了人们作人处事的楷模。五四及革命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已逐渐远去，全面建设和发展时期，上层社会各领域对思想秩序和现实秩序有了更多的需求，尤其在思想和阶层矛盾凸现的当下。

　　道学一直以儒学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到汉末魏晋道家逐步发展为道教。他们以道的纯真攻击德的大伪，以出世无为代替入世有为。儒者与道者真是那样格格不入吗？其实，道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另一面。在古代，我们看到，仕者、文人和大商常常入为儒，出为道，入时仁义道德，出时放荡自然。儒是道者经世致用的舞台，道是儒者心灵逃逸的田园，德是道的行者，道是德的隐士。儒者的两面性，也是道者的两面性。道者往往以艺术和纵欲展现本我，宣示自然对礼教的抛弃。所以道学和道教往往是艺术家和养生家的精神依托。李白、王维、苏轼等是典型，他们不但“兼济天下”，也“独善其身”，不但“身在山林”，而且“心存魏阙”。春风得意时,他们可能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仕途不济时,他们也许就会更多的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如此相悖的东西被他们运用的如此娴熟，颇令人瞠目结舌。在《红楼》里，儒的贾政和道的贾宝玉实际代表了中国上层社会的两张面孔，在堂则仁义礼教，在野则物欲华章，有时悲歌慷慨，有时愤世嫉俗。他们在以儒家思想拚搏立业的背后,深刻蕴含着老庄"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平衡,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自我安慰。红楼是悲观的，儒者和道者共同走向了毁灭。但那是文学，现实中，自古及今，儒、道代表了中国上层文化的入世和出世，勾勒了中国思想阴阳辩证的特质。儒道思想代表中国上层思想的个体性和自由性，体现了从个人感悟出发构造社会和世界的努力。

　　但下层社会就没有如此雅兴,乱世强力造成的生活苦难和治世不公形成的精神折磨，好像对普罗大众是永恒的魔咒。墨学是普罗大众的理论，墨家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另类，春秋战国时他们是奔腾的大河，此后似已消失的墨学，实际仍像一股地下的暗流从古代流淌到现在，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在他们那里，语言表层的矛盾和思想深层的矛盾共同存在，但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墨家追逐理想和面对现实的无奈。墨学代表了普世大众的追求，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是弱势阶层的乱世理想，也是他们向高高在上的权力阶层喊出的声音。非乐、节用、节葬，体现了不同于劳心阶层的劳动阶层功利的朴素情感。墨家是中国最早的乌托邦主义者，是大同社会的呼吁者。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被有些学者称为公民社会的最早倡导者。但是，在漫漫的君主专制时代，面对冰冷的现实权力和泾渭的层级社会，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政治实力和军事强力粉碎兼爱和尚同的梦想后，以恶的形式无情地裹挟着历史向前奔跑，权力阶层的冷漠甚至冷笑湮灭了他们的声音。因此他们常常诉诸超越理性的神秘主义和游侠文化，一方面主张天志、明鬼，借助于鬼神的形而上超越，希望鬼神能壮其声色，一方面诉诸于游侠，依赖墨者的形而下组织，希望巨子能增其勇力。墨学往往成为草根革命者的内心准则，一般很容易从兼爱急转为造反，从非攻转为尚力。墨子“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的反思会顺理成章地转为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所以，像《水浒》中的108将，常常是逼上梁山，以梁山一隅之地隔着一汪茫茫水泊，喊出替天行道之口号，挟侠客精神，乘兄弟羽翼，除暴安良，以图推翻不公的社会。我们看到，墨家是理想和行动的矛盾者，是乱世权力的争夺者，又是治世秩序的瓦解者。李泽厚先生谈起近代革命者的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主义时，我们往往看到墨家晃动的身影。但个人的强力改变不了无情的历史丛林法则，争取平等的成功者往往成为不平等的制造者，一个不平等社会往往跟着又一个不平等社会。兼爱的理想那么缥缈和无望，只有在宗教理想里看到其隐约浮现的身影。

　　因此，无助的弱势阶层往往喜欢佛教，草根社会更喜欢西游。他们不像上层把佛教当做佛学去研究，佛教是他们的精神依托。佛教教义的四真谛，苦、集、灭、道，像一部冷幽默，叙述了无力改变不平等状态者，通过消灭五欲，践行八正道，从而成佛的故事。《西游》中的孙猴子也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莽英雄，他大闹天空，要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在被唐僧收服后，开始了漫漫取经路，在克服种种欲望的诱惑后，终于在西天得道成佛，演义了一部由墨者向佛徒转变的传奇故事。佛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可以成佛，佛可普渡众生，在佛的国度，每个人都能成为众生的救施和个人的主宰。墨佛的情愫是相通的，他们宣泄着民粹的呐喊与无奈，呼吁着大同的理想和实践。他们往往借助组织和集体的力量，以提升个人作为大海一粟的存在价值。佛之于墨，如道之于儒一样，如此矛盾，又如此相生相依。但与儒道诉诸于文人的内在感悟和自由性相反，墨佛体现着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以及人格的平等。不管是在墨家的兼爱与佛教的慈悲中,还是在墨家的成贤和佛家的成佛中，我们看到了芸芸众生对平等和超越的渴求。

　　儒学和墨学的功能在于世俗价值，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存在。儒者是社会保守的力量，儒学标榜道德、礼仪和秩序，他们往往从道德到礼仪然后到秩序，表现一种基于实践的理性。而墨者是社会革命的力量，墨学追求功利、平等和革命，极端的墨者往往从基本的功利出发，追求绝对平等，从而走向暴力革命，表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感性把握。儒者相信君子的力量，走向精英主义和理性主义，墨者主张民众的主宰，走向民粹主义和斗争主义。这是两种不可回避的存在，象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一样遥远、长久和现实。两种存在的张力是社会的需要，进入感性的儒者和趋向理性的墨者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智慧。

　　道学和佛学的价值在于宗教理想，在道教和佛教里，个人和大众看到了自己的彼岸存在和永恒价值。道学之为道教，往往是儒者逃逸礼教极端的心灵港湾，佛学之为佛教，往往是墨者回避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现实是永远残缺的，理想永远在彼岸。儒者和墨者的理想似乎永远无法抵达，只有在道教和佛教里他们才能触摸到理想的面庞。信仰是心灵的彩虹，连接起现实和理想的两岸，他象遥远的高原草甸里一汪美丽纯净的湖泊，向来自喧嚣世界的人们静静地敞开柔软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