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判案要符合良知

    近日，我又重温了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的最后，法官并没有依据法律条文表面的意思简单判决，而是对为白血病人们提供低价印度药的程勇予以轻判，电影的结局因此有了司法的温度。这个温度是法官将心比心，在裁判过程中叩问内心良知的结果，是常青的司法之树点亮灰色法律的结果。

    法官判案符合司法良知，是司法正义得以正确理解、实现的精神保障。古代哲学家对于良知的见解颇为精妙：“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是每个人深处自然情感的流露，法官和社会公民都有良知，不因是否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而不同，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坚守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陷入法律的掉书袋之中。

    要通过符合良知的裁判传递社会大众认可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当下，法院系统为定纷止争、恢复社会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菲成效，但仍有大量当事人不接受。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也对诸多案件的审理存在质疑，司法权威仍待加固。究其原因，乃是法官传递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未被社会大众认可。

    法官在案件审理有三个不同的境界：单纯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司法民工、能处理疑难司法案件的司法工匠与遵循良知引导的司法大师。司法民工单纯付出精力，像自动售货机一般，一个口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个口输出司法判决，机械运行。司法工匠掌握了法律理解和适用的技巧，面对复杂的不能机械化处理的案件可依靠其深厚的理论素养解决。司法大师则敬重天理人伦，循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尊重人性，以良知考量公平正义，指导裁判行为。可见，法律思维是法官以自身专业技术实现司法正义的途径和形式，而良知则是法院文化中的灵魂和根基，对案件的判断应不忘听从良知的判断、人性的呼唤与善的渴求。

    要通过符合良知的裁判教化当事人乃至社会大众。

    重视司法的教化作用,重视良知的传递是中国司法传统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地方行政长官兼领司法权，道德教化不仅是其行政责任，也是其司法目标。刑罚通过制裁力量阻却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的行为，与此同时，也通过内含的道德精神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发挥教育感化的功能。

    发挥司法的“教化”功能，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案件诉讼多因物质利益而起，很多案件的当事人陷入金钱利益的漩涡不能自拔。法官以良知为价值指引进行价值衡量，对当事人来说，毋宁是一次道德上的救赎。这种教化，一是让当事人知道价值底线仍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识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坚守内心良知的；二是通过已公开的裁判文书向公众输出正能量信息，使公平正义能为当事人所能普遍理解和感知，即法律是捍卫合法权利的武器，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司法机构会做一个是非的公断人和正义的伸张者，恢复其合法权益或弥补其受到的损害。只要公民个体认真地生活，努力地工作，谨慎地处理自己的财产，不用怕权势欺压，不用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有用心之人窃取。

    要通过符合良知的裁判助力法官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幸福的人。

    一方面，从办案人员个人修为来讲，当私心和私欲占据了意识，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处理案件时，内心是狭隘的、没有力量的。虽然在私欲满足时会有窃喜，但仍能感到心虚、不坦荡、不磊落。法官的自我评价会降低，自我尊重感减少，没有内心坦荡的大快乐和与内心相符的大幸福。另一方面，在自我监督层面，良知就像内心的岗哨，监视着司法者的行为，防止司法者触破原则底线。

    某些个别法律人满腹经纶，专业知识水平很高，但他们还是利欲熏心，知法犯法，不仅不能发挥自己作为司法工作者的社会价值，反而损害了法院名声，污染了社会风气，许多法院人兢兢业业建立起的司法威信也付之东流。这种现象的发生，不仅体现了外在监督体系的缺陷，也表明了自我监督的重要性：外在的司法风险防范系统有利于自身规矩处事，内在的良知则能发自本心的指引自己慎独，表里如一，守住思想底线，从根本上杜绝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

（山东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