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又回来了

“同志”又回来了

作者：谭开颜

    三十多年前，父亲在县城工作，我背着小书包从天星农村来到大关县城读书。我的生活圈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县城面貌破烂不堪，我所说的变化，主要是指周围人群的变化。那时在农村，身边的人群都是“老乡”，也就是现在的村民或者老百姓，很难看到一个“同志”（公家人）。而在县城，到处都有“同志”。那年月，“老乡”之间有点家长里短的“疙疙瘩瘩”，不用说“公检法”，只要有“同志”出面打哈招呼，“疙瘩”立马解开。当时我十二、三岁的样子，稚嫩地思考着“同志”的威力，并为自己树立了看起来并不远大的理想，长大要当一名“老乡们”信任的——“同志”。

　　二十多年前，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同志”，并在天星乡下为自己并不远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我用两年的时间，改变了一所农村小学的状况。一所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经常被“抹光头”的学校。一个初中毕业的代课教师倾尽全力也只能教到三年级的班级，两年后，以个人总分全乡第一名、班级升学率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记录在了乡教办，也记录在这所乡村小学。当然，“某同志”也被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老百姓记在心里。那时这所小学还没有通电，住在学校的只有我与另外一位同事。尽管如此，忙完一天农活的男女老幼，会在傍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学校谈天说地，因为学校里住着两位“同志”。那一声声“某同志”，叫得我心里酣畅淋漓••••••

　　可是，渐渐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老乡们”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在带回大把钞票的同时，也带回来天南地北的多元文化，还有五颜六色的头发、稀奇古怪的发型，还有贪婪、欺诈和唯利是图。许多“同志”也开始私欲膨胀、物欲横流。官民关系正在慢慢疏远，“同志”的定义正在慢慢褪色••••••

　　十多年前，我从乡镇调到县城工作，依然坚守着童年的梦想，依然执着当一名“老乡们”信任的 “同志”。尽管工作岗位一换再换，但与“老乡们”在一起、和“老乡们”没距离的思维和工作方法一直没有换。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没有换”，才让我无论换在哪个工作岗位都一帆风顺。民事的、刑事的、输了的、赢了的，大家对“某同志”仍然是信任的。在我欣然享受着“老乡们”对我信任的同时，痛心地看到诚信和信任正在从我们身边退去，渐行渐远。许多党内外领导“同志”被冠以“老总”“老板”等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称呼。一时间，一茬茬“同志”因贪腐，因渎职锒铛入狱；“该不该扶？”，“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的纷争四起，••••••

　　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已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那些一心推翻满清王朝的同盟会会员们也互称“同志”，听上去不但得体而且悲壮。孙中山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192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今年2月以来，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7月，在专题民主生活会即将召开之际，党中央提出，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大家不要称官衔，不要称职务，一律互称同志，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辣味十足，让大家真正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一时间，“同志”这一称呼又叫响了大江南北。久违了，“同志”，久违了，这一声亲切的称呼。

　　如今，专题民主生活会已经开了，开得卓有成效。专题组织生活会也开了，开得脸热心跳。“同志”又叫回来了，叫得心情欢畅。我相信，这叫回来的，远远不止“同志”这声称呼，还有民心、民意，还有十五亿人民对全球第一大党的信任••••••

　　作者单位：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