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对后世影响深远。林语堂盛赞其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徐道邻曾评价其为“法学家”苏东坡。目前关于苏轼的研究，尤以诗词文书画类居多，而聚焦其法律思想者相对较少。《苏轼文集》作为保留宋代编敕最多的书目之一，收录了苏轼撰写的状奏与策文，集中体现了苏轼的法律思想及其研究价值。

　　立法务简

　　苏轼认为立法之弊是其所处时代的疾患之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务简。

　　追求立法务简源于苏轼的民本思想。“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即制定法律政策没有常规可循，关键在于是否便利人民。因此，苏轼认为统治者应该“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这样才能“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

　　“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无穷而法日新”。苏轼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根据人的需要决定做什么事，根据事情的需要决定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事情层出不穷，法律也只能随之不断修改。“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在苏轼看来，法律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法律不可能没有漏洞，就像五声六律不可能不出现靡靡之音。不必为了杜绝一切恶行，就将法律制定得密如凝脂，而应“存其大略”；亦不必动辄因人因事更张法律，而应将重点放在实施法律的人身上。

　　苏轼还以前朝经验论证立法简洁的重要性。“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苏轼指出，汉代初期律法简明，一度出现刑法被搁置不用的政治清明景象，后来律文逐渐繁密，而奸邪愈发不能除尽，百姓也越来越无所适从。因此，他认为法详与法略是相对的。“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在细枝末节上倾尽笔墨，就一定会在整体方向上有所疏忽；法律条文制定得越是严密，在实际执行时必然会有所疏漏。如此，“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最终结果只能是“法病矣”。

　　忠厚执法

　　苏轼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以忠厚为本，具体表现在他关于慎刑、反对重刑与悯恤罪囚的主张中。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苏轼认为在对一个人的罪行有疑问时，应秉持慎刑原则，减轻或免除其惩罚。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直言应以君子之风、长者之道对待天下人，如此方为忠厚，即“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在他看来，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善不胜赏，恶不胜刑，决狱时遇到犹豫不决的情形，无法断定善恶时，就应“举而归之于仁”。

　　在《梁统议法》一文中，苏轼对主张加重刑罚的梁统进行了驳斥。梁统主张重法的理由是汉代在高、惠、文、景、武、宣等帝时因重法而兴，而在哀、平二帝时因轻法而衰。苏轼认为这种观点未抓住问题核心，前六帝之兴非在重法，而在于当时国家强盛，后二帝在位时国家羸弱，即便不适用轻法国家也会衰落。

　　苏轼关于狱囚人身安全保障问题的奏章，充分显示了他悯恤罪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乞医疗病囚状》中，苏轼指出当时狱政存在的问题：“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他提出在军训院及州司理院各选一名衙前和医生，每县各选一名曹司和医生，专门负责患病囚犯的医疗救助。同时，“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人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即根据具体情况划分等级，依据等级对前述人员发放佣钱。

　　但是，忠厚执法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的，对于扰乱秩序的奸民，苏轼主张应以重刑惩治。他认为，“夫大乱之本，必起于小奸”，主张“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体现了他以重刑治奸民，并注重通过按时巡察、提前介入，对奸行进行源头治理的思想。

　　严于治吏

　　苏轼认为贤良之人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备条件，因此他主张从严治吏。

　　“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法令原本就是纲要性的，有千变万化的灵活之处，必须通过人来处理。苏轼曾直言：“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即认为当时国家没有达到大治的局面，问题就出在官吏的任用上，而非法制的过错。苏轼指出当时存在官吏为满足个人利益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鉴于此，他认为必须整顿吏治。

　　苏轼主张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官吏滥权，强调台谏应独立行使监察权。宋袭前制，在中央设御史台，负责纠劾百官。又新设谏院，负责规谏朝政得失。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后来二者逐渐融合，均具有监察百官之权。台谏在进行监察时，无须考虑尊卑等级，“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在苏轼看来，台谏是圣人精心设计的防范官吏犯错的最佳制度，其优势在于“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以台谏监察百官的思想，深刻反映了苏轼的权力制衡意识。

　　苏轼还提出“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他以舜诛四凶的典故立论，认为“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厉法禁自大臣始”蕴含着“刑上大夫”的治理智慧，打破了周代以来“八议”制度的特权壁垒，体现了苏轼不畏权贵的精神。他并非简单主张严刑峻法，而是构建了法信—民服—刑措的法律实施逻辑：当官员伏法形成示范效应，百姓自然心悦诚服，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如此则小民不犯矣，最终实现刑罚“措而不用”。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