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功名富贵梦

　　《儒林外史》开头写道：“‘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长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对此，卧评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

　　《儒林外史》中刻画的知识分子对权和利的追逐表现为富贵功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都是知识分子，作者还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家人、亲朋乃至走卒贩夫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最然没有通过考取功名这条途径去追逐权和利，但是他们也确确实实受到了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富贵功名的影响。可以说，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富贵功名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士林阶层，而是遍及整个社会。对于富贵功名，作者当然有自己的态度，小说中表现了作者明确的立场和价值批判，精心塑造儒林群丑来深刻批判八股科举，辛辣地嘲讽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无情揭露封建末世政治的腐朽黑暗，否定知识分子对富贵功名狂热扭曲的追求。同时，也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来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满足这一欲望指明了一条十分简单但是并不平坦的道路，激励千百万读书人挤上这条道路的是看上去光华照人的功名富贵。围绕着功名富贵，上演了太多的人间悲喜剧，也暴露出人性的丑恶。

　　考举人的竞争十分激烈，因为，举人不但可以参加会试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步入仕途；再退一步，哪怕不做官，在地方上以其绅士的身份，也可以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管理，拥有很大的权力。由此可见，考举人在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儒林外史》中细腻地刻画了两个人的大悲大喜，一个是周进，一个是范进。

　　周进和范进，他们的生活道路很相似，都是出身贫苦，暮年得第，除了八股文之外，一无所知，也是一无所能之人。他们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之门，终于从社会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

　　周进本来是一名童生，离考举人还差着一个档次，吴敬梓安排他在贡院大哭的原因正在于举人的身价比秀才重要得多。作者着力写他中举前的穷困潦倒，写科举制度摧残之下，知识分子麻木空虚、卑微猥琐的情绪状态。因此才有了周进久试不售，痛极而疯。

　　相比于周进，范进中举有着更为浓郁的喜剧性。“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我中了！’”范进的三个感叹句很有层次。“噫”表示喜出望外，难以置信，是啊，中举很难，可是他居然中了。当范进确认自己中举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从此不必挣扎在饥饿线上了，一切辛酸到此画上了句号，这便是“好”的内涵。在范进的下意识中，举人的称号不是最重要的，中举后带来的生活变化才是他最在意的，因此“我中了”出现在“好”之后。相比于周进的痛极而疯，范进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两条相似的人生道路，两个同样的科举制度毒害之下追逐功名富贵的扭曲的灵魂。作者写范进，着重写他中举前后社会地位的变化，写他中举后的荣耀光彩，反映科举所造成的虚伪势力之风。范进中举的故事充分表现出吴敬梓勾勒世态的卓越才能，几十年的屈辱和歧视就这样结束了，那长长的报帖分明地在范进的茅屋里挂了起来，人人都在向他微笑，人人都在向他讨好。范进受不了这样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他疯了！读者看着他满身泥水，疯疯癫癫的样子，是该为他喜呢，还是为他悲呢？恐怕兼而有之吧。这种悲喜剧兼而有之的艺术效果反映了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深刻的认识。腐儒的迂腐、卑微是由科举制度所造成，所以腐儒的形象才能使人觉得又可笑又可怜。

　　如果将当时周进、范进的行为放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与环境下，没有人会赞同他们愚蠢至极的行为，一生都将自己困在一个有关于功名的梦魇中不愿醒过来，只能被人们唾弃、鄙视为碌碌无为，所以他们是在社会大环境的熏染下才选择一条路走到黑，让我们倍感无可奈何的却也正是他们的无可奈何。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允许存在无限可能，不完全被学历所限制，行行都可以出状元的时代，可身处不同时代、深受封建制度毒害而且出身贫寒、生活困苦的周进、范进等人若不科考，或许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放弃了大学还可以凭借一技之长赢取自己的美好人生，可在像周进、范进这样的完全被科举制所扭曲了心性的文人眼里，除了科考便没有出人头地的途径，这是时代的悲哀。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虽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当官造福百姓的机会，但是这一制度是由先天缺陷的：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死读“四书”“五经”，这导致他们心中多存的是儒家思想的形式而非内容，面对功名富贵的诱惑，很容易坠入道德堕落的深渊。这在《儒林外史》中体现得尤其深刻。

　　在《儒林外史》中，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的行为与“义”背道而驰，匡超人便是一个典型。匡超人本是一个以杀猪、磨豆腐为主但却能耐心侍奉父母的真挚的劳动青年，马二先生教育他正经做人，赞扬他孝顺父母。匡超人也是有点小聪明的，并且总是能得到贵人的相助。然而，马二先生教匡超人作八股文，点燃了他的功名欲望，进学当秀才是匡超人的道德面貌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杭州的名仕群如同一所社会学校，匡超人很快学会了自我吹嘘、撒谎骗人。原来只要会做几句诗就可以作名士，可以结交官吏，骗人混日子。斗方名士的穷酸生涯满足不了匡超人的金钱欲望，于是他又上了潘三的贼船。潘三虽不是良善之人，但是但对匡超人的关照却有几分侠气，虽然潘三将匡超人带上了堕落的道路，但是伪造文书、充当枪手都是匡超人自愿去做的。匡超人对待那些曾经有恩与他的人的行为也是有悖于“义”的：为了一点虚荣而贬低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受到过李本瑛多次提点，却连真话都不对李说，蒙骗李说自己未婚娶，同时辜负了李的外甥女辛小姐；潘三被捕入狱提出想会一会匡超人，但是却被匡超人效忠朝廷的大道理回绝。

　　对权与利的向往激发了匡超人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令科 举毒害人的内心与灵魂的罪恶面得以现形，他的行为已然不仅违背触犯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匡超人的灵魂已经腐烂，只剩下一副空留着丑恶嘴脸的皮囊，令人无限唏嘘、愤恨，同时也叹惋。

　　当一个落魄书生一夜之间成为“天上文曲星”，他所感受到的不仅是个人功名成就的喜悦，还有周围人对他态度的三百六十度大转变。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功名富贵梦奴役下的必然产物，那么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们对功名富贵的重视，就更能体现出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范进想去考举人，去同岳父胡屠户商却被胡屠户骂个狗血淋头，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 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当范进中了举人之后，胡屠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再也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范进发疯，人们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胡屠户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他的势力便以直露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那些势力的人眼里，有机会侍奉得势的达官贵人是一种荣耀。比如，在五河县，逢迎拍马已成为众人竞赛的核心项目。“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阖县人同去侍奉他。” “五河县人”之一的成老爹“供认不讳”地对余有达说：“大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 ，我是亲眼看见的。而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不说别的，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家来说要紧的话。百姓怎的不怕他！”

　　权势在手时，人们就趋炎附势，拍马逢迎；权势丧失后，人们就冷眼相对，无情离去，世态炎凉，古今皆然。《儒林外史》做了非常精妙的揭示。

　　富贵功名引得无数文人竞折腰，说到底还是科举制度导致的。《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批判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它不是仅仅批判科举的弊病，而是根本否定这一制度。小说告诉我们，科举制度是知识分子堕落的根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周进、一个范进的真实，而且是产生了周进、范进一类人物的整个社会环境、生活氛围的真实。对科举的否定，隐含着对科举制度制定者的否定。对科举的批判，隐含着对政治的批判。到处都是营私舞弊，到处都是腐化和堕落，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是《儒林外史》给我们的整体感受，这种描写充分说明了吴敬梓对盛世的否定。

　　为了抨击程朱理学，作者在书中塑造了杜少卿、沈琼枝两个光辉的叛逆形象。杜少卿出生于声势煊赫的科举世家，祖父考过状元，做了几十年大官，门生故旧遍天下，父亲是个进士做过江西赣州知府，但他却鄙弃举业，视功名富贵如粪土。当藏蓼斋在他面前大谈举业时，他大骂：“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安徽巡抚举荐他去京城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时，他装病拒绝。并且“从此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因乐善好施而耗尽家产后，被迫客居南京，被高老先生骂为“杜家第一败类，”并以此告诫子孙“不可学天长杜仪。”可作者正是用这个封建世家的“败类”来有力抨击程朱理学的。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回目是：“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所谓“真儒”、“名贤”即指虞博士，他的性格浑雅、冲淡，绝不顾立崖岸，绝不故作庄重；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平凡得很，也有弱点。但他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人格并未因此被遮掩。从他的平易近人的生活境界中，我们领略到“真儒”的纯粹与“古趣”。

　　吴敬梓生活在18世纪的上半叶，恰值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在太平景象的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我国文学史上两部深刻揭露封建社会腐败和没落趋势的现实主义辉煌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诞生在康乾盛世，这绝非偶然。正是在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那一瞬间，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和悲哀，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的敏感。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看到的是势力和虚伪，曹雪芹看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个关于小虫的寓言故事《蝜蝂传》，文中的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正如从古至今黑暗官场中不乏的聚敛资财、贪婪成性、好往上爬、至死不悟的腐败官员一样，《儒林外史》中涵盖的贪官污吏甚多，他们原本都是历史中如砂砾般渺小却可爱的人，但当他们步入官场后，虽然有了显赫的地位却也变得只懂得贪贿钱财、中饱私囊，成为国家和百姓所鄙夷、令人厌恶的社会蛀虫，从此他们都失去了本应有的最初单纯的努力奋斗时的可爱模样，再也无法得到救赎。《儒林外史》中现形的是只为博得清廉名声、将师傅活活枷死的高要县知县，是一心为了敛财漠视法律、颠倒黑白是非的江都知县，而这种现象当然不止存在于科举制盛行的年代，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引人为之反省和深思。

　　腐朽的制度令权与利抹杀了人性中最美、最单纯的东西，而权与利又造成了官场中贪婪腐败的风气。《儒林外史》中作者用自己独特的智慧巧妙的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弱点与缺陷,身处社会漩涡中的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当今这个权钱盛行的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