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形式描写了梁山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败，反映百姓有苦无处伸张，官逼民反的社会状况，宣扬了忠义思想，并表现了梁山好汉忠心为国的无奈。小说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塑造了一群逼上梁山、忠肝义胆、悲惨结局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逼上梁山”是多数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加之朝廷无能、昏官当道，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这部作品中好汉们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被逼造反。

　　忠义是梁山英雄的共同特点，忠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拳打镇关西、宋江私放晁天王、李逵大闹忠义堂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梁山好汉前期的几次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

　　有人认为，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是宋江一手造成的。作为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却断然拒绝了如同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义军，去残杀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屠杀中，遭到惨痛的失败。我认为宋江的被招安，或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是为了梁山兄弟的后路着想。但他确实是作者笔下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还是郓城押司的时候，其父便苦劝他不要与梁山草寇来往，好好为官，处人头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应了。如果不是因为阎婆惜命案，他根本不会投奔梁山。他一直称北宋的皇帝为“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谈判中保护其不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他一直认为走与统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草为寇”。最终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梁山交给朝廷，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的不战而败。

　　宋江在作品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民族英雄的形象。

　　《水浒传》对梁上泊英雄们悲惨命运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梁山泊悲剧，并非谁人之过。梁山泊悲剧，正是当时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