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条例：在平等保障被拆迁人权益方面有缺憾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了我国的土地实行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度。在一个宪政成熟的国度里，土地公有制或许是全民之福，但在法制不健全特别是政府缺乏监督的国度里，土地的国家所有就往往导致土地所有权人的虚化、缺位，转而成为政府所有，甚至成为政府某些利益集团所有，成为权力寻租的目标。
《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是以国务院令的形式于2001年6月公布，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该条例第七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而《重庆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惟独将上位法的这一规定给漏掉了，这种“疏漏”为开发商搞兼并土地大开方便之门，“孤岛小楼”的主人吴萍夫妇的对手开发商，至今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却有强拆的申请权，这算怎么回事?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也存有瑕疵和缺憾。比如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就赋予了拆迁人巨大的特权，剥夺了被拆迁人与拆迁人作为平等的法律主体、受平等保护的权利。尽管规定了对拆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实践中，鲜有接受立案的，即使立了案也鲜有让被拆迁入赢官司的。因为从合同角度讲，政府是“一地两卖”的始作俑者，政府充当了违约者。政府先是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拆迁人，在使用期限未到并未经后者同意的情况下，又出让给开发商，按理政府应当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被拆迁人的损失，但现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法院不好追究政府的责任。相反，政府把土地“一地两卖”了，却又在开发商和被拆迁入之间“仲裁”双方的纠纷，政府又如何能保持“中立”!按照拆迁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入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期内未搬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申请法院强制拆迁。哪有仲裁机构亲自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道理?
拆迁条例如此规定，即使排除官商勾结的因素，政府也往往本能地站在开发商一边，不仅使拆迁补偿矛盾解决不了，还加重了人们对宫商勾结，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不满情绪。
行政主管部门：没能为房屋所有权人提供配套保障措施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然而，涉及房屋拆迁这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事项，各相关政府部门在作，出立项、规划和批地的行政许可之前，有几个遵守了这个告知制度?不遵守告知制度，不认真听取相关方的意见并给予合理补偿，这是拆迁纷争发生的根源所在。
有关土地的许多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比如土管部门所签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是连同地上建筑物一并有偿出让给开发商的，由此导致如前所述的“一地二主”问题的出现。虽然在国有土地出让审批中，要求申请人提交原众业主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如果提交了便意味着有关土地上的私人产权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但实际情况是，众业主没提供“两证”，土地管理部门照样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发给了开发商，这就构成了事实上的行政侵权，这是拆迁乱象发生的根源之一。
没有认定机制：“公共利益”成为强者的“霸王借口”
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刚刚颁布的物权法都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征用任何国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于是所有的土地征收行为无一不冠以“公共利益”的帽子，但“公共利益”这个词儿，常常成为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强者的“霸王借口”。
对“公共利益”作严谨的法律解释，的确太难。然而，“公共利益”就在我们身边，保护弱势群体起码的生存权是“公共利益”，维护道路畅通是“公共利益”，推进城市化建设是“公共利益”……有的人甚至把某镇上建药厂的商业行为也列为“公共利益”，理由是能增加就业，提供税收。把“公共利益”理解得如此宽泛，岂不是政府想怎么规划就怎么规划，想拆哪一片房就拆那一片，行政机关如此强势，多么“危险和可怕”!
既然“公共利益”难以界定，那么它就更需要一个认定的机制，笔者认为不妨建立一个民主平台，让对“公共利益”各持己见的人都能发表意见，阐明观点。这些观点还可通过舆论传达给社会。按照一定程序产生的民意代表，就某些焦点问题进行辩论，最后按约定的规则投票，集中意见，产生结果，达成共识。在辩论中少数人所提出的意见、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应当充分尊重、吸收，而多数人形成的意见，使立项、规划、批地、拆迁事宜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减少了矛盾和冲突，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物权法实施在即，政府行政部门对物权的行政保障措施亟待“跟进”。
